莫娜·阿默尔(Mona Amer)有关2001年9月11日在教室上课时两架飞机撞向纽约市的双子塔的记忆二十年后仍然清晰地留在她的脑海里。当时还是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一名研究生的阿默尔与同学和教授们聚集在公共休息室的一台电视机前。

“我记得当我看到双子塔轰然倒塌，听到消防员和警察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报道时所感到的震惊、恐惧、困惑和绝望，” 她回忆说。“当新闻频道开始猜测那些驾驶飞机的人有穆斯林和阿拉伯背景时，我开始感到世界在向我逼近。我觉得自己和所有当时看新闻的人都隔离开了，立刻就知道我的生活在那之后会发生改变。”

9月11日的袭击是由四起协调进行的系列劫机事件组成的。劫机者驾驶两架客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而另一架飞机则冲进了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五角大楼。第四架可能要被劫持飞往美国国会大厦或白宫的飞机在乘客与劫机者争夺飞机控制权后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近3000人在这些袭击事件中丧生。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的19名劫机者后来被发现与"基地"组织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有关联。

“三重创伤”

作为一名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阿默尔说,她在9/11之前就经历过歧视，“比如公寓小区在看到我后声称他们不再有空闲的公寓了。”然而，如今，她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陌生人无情的目光。她开始自我监督自己在公共场所的行为，甚至暂时放弃了自己的研究项目。

“当时我正在研究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和心理健康，我的导师建议我暂时搁置我的研究，以免引起当局的监视，”她说。“后来我重新开始进行这项研究，并在媒体上公布了一些研究结果，我收到了可怕的电子邮件，包括死亡威胁。”

纽约花园城阿德尔菲大学(Adelphi University)社会工作学院的教授瓦希巴·阿布-拉斯(Wahiba Abu-Ras)说，阿默尔是众多受到这次恐怖袭击三重创伤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美国穆斯林中的一个。

“首先，他们受到了创伤本身的影响，因为这是一次可怕的袭击，”阿布-拉斯说。他也是《穆斯林精神健康杂志》(Journal of Muslim Mental Health)的副主编。“其次，他们受到了恐怖袭击的创伤，也受到了他们同行…美国民众的反弹。第三，他们因为政府制定的对阿拉伯裔美国人进行严格审视并将他们列为歧视和骚扰目标的政策而受到创伤。”

被监视

美国政府在恐怖袭击后发起的“反恐”政策和行动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目标对准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9/11后的头12个月里实施的大约20项政策和行动中，有15项明确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例如，2001年11月，司法部表示，它计划与5000名在美国持非移民签证、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人面谈。这些人将被询问他们对恐怖活动的了解。

在2002年6月，来自某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所有男性都被要求向政府报到登记并留下指纹。2011年5月，奥巴马政府无限期的暂停了该项目。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数据，根据这个项目，数万人登记在册，但并没有做出任何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定罪。

与此同时，纽约警察局正忙于渗透穆斯林学生团体，并对穆斯林拥有的企业、餐馆和社区组织进行监视。纽约警察局甚至通过赞助青少年足球队和板球队来监视参加这些比赛的年轻人。从2002年持续到2014年的这个间谍项目扩展到了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新泽西以及其他地方。纽约警察局后来承认，该项目没有导致任何线索或逮捕。

未被承认的少数族群?

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美国人的监视增加，让人们关注到他们。长期以来，对于一个仍然不承认阿拉伯裔美国人是一个少数群体的美国政府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形的。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把少数族裔定义为某些特定的群体。

“在很多方面都是隐形的。在抗议歧视的民权组织中是隐形的。在美国关于种族和族裔群体的教科书中是隐形的。在有关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培训中是隐形的，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是这样，”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的社会和文化科学教授露易丝·凯恩卡(Louise Cainkar)说。“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隐形的。就好像他们受到了广泛的歧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并没有坐在那些团体的交椅上。”

即使在今天，美国的人口普查中也没有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分类。

“他们从9/11之前的隐形变成这种超可见性，在这里所有人都成了嫌疑人，”凯恩卡说。“这就像是在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数据收集的雷达范围之外，因为这个谁在美国遭受歧视的定义是在1970年代提出的。所以，阿拉伯裔美国人在人口普查中被统计为白人，尽管他们没有白人的经历。”

感受到被人仇恨

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美国穆斯林还在应对仇恨犯罪的增加。据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Brian Levin)说，9/11前后是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最严重的时期。

“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增，” 莱文说。“所以，我们从之前一年看到的大约30起或更少的仇恨犯罪增加到2001年的481起左右，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袭击的那两个星期前后。”

莱文说，从那时起，每当海外发生极端分子袭击时，针对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就会激增，而穆斯林的成就经常被忽视。

“发生的情况是，反穆斯林的仇恨和对阿拉伯人恐惧症偏见常态化了，” 他说。“每当发生某种程度上对他们不利的重大事件时，我们将看到针对不同社区的仇恨犯罪上升，包括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你没有看到有关‘幸亏一个穆斯林博士率先发明了这种(新冠)疫苗’的铺天盖地的文宣。我想知道，如果我们有类似的关于穆斯林救人的大量报道，我们的态度是否会发生变化。”

辉瑞(Pfizer)公司的新冠疫苗是由土耳其裔德国穆斯林乌古尔•沙欣博士(Dr. Ugur Sahin)和他的妻子厄兹莱姆-图雷奇博士(Dr. Özlem Türeci)博士共同研发的。

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 Islamic Relations)记录了2014年至2019年期间发生的1万多起以及2020年6000起反穆斯林偏见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歧视、移民、旅行问题和学校欺凌。

前行之路

阿默尔说，在9/11之后进行的研究表明，受到一些美国同胞和政府的怀疑对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在美国的穆斯林有更高比率的抑郁、焦虑和恐惧，”阿默尔说。她现在是开罗美利坚大学的临床和社区心理学教授。“在美国的阿拉伯裔美国人报告说，他们感到更悲伤、抑郁、焦虑，缺乏安全感，感到人身不安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找到坚韧的来源，并试图找到从这个经历中获得力量的方法。试图围绕9/11事件建立社区。”

阿默尔说，9/11袭击在美国穆斯林社区中间触发了对宗教认同的反思，包括阿拉伯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和南亚裔美国人。

“人们开始思考：‘我的宗教是怎么说的？我的宗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她说。“‘我想代表我的宗教吗?’‘我想公开展示它吗？还是我想隐藏我的宗教信仰？’9/11之后，媒体上有报道称，有穆斯林妇女摘下了她们的头巾，人们清除了明显的宗教信仰的痕迹。另一方面，许多穆斯林走了另一条路，试图代表他们的信仰，并试图进行更多的接触，更多地参与宗教间的对话。”

遗留影响

这可能是9/11事件给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国人留下的决定性的积极遗留影响。一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隐形的，一旦他们感受到政府监视和怀疑的压力，他们就认识到与其他被边缘化的社区建立联盟的必要性。

“他们想真正战胜恐惧，因此，为了战胜他们的恐惧，他们必须动员自己和其他人来支持他们，” 阿布-拉斯说。“我看到一群新的、受过教育的、有意识的穆斯林，他们真的在尝试使用倡导，真的试图使用志愿服务。他们更多的是被一种新的认同和参与整个美国公民生活的愿望所激励，参与社区活动，并把阿拉伯裔和穆斯林为基础的组织呈现给社会。”

凯恩卡说，在美国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获得其他美国人的支持来捍卫他们的公民权利，他们需要建立更牢固的联系。她补充说，美国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一直非常积极地与黑人、拉美裔、犹太人和 LGBTQ 社区建立联系。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想说，9 /11事件之后，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国人几乎是孤立的。很少有人为他们所面临的所有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辩护，” 凯恩卡说。“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美国的许多社区、有色人种社区，开始团结起来捍卫和支持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国人……在民权方面与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国人日益团结，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